委内瑞拉投资环境变化大

       委内瑞拉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储量国，但当前油价暴跌引发的“蝴蝶效应”却让其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食品与药品短缺、电力匮乏、恶性通胀、社会骚乱和高犯罪率等让委内瑞拉国内社会形势堪忧，若隐若现的债务违约风险让外国投资者心有余悸。作为欧佩克的重要成员国和世界上主要的产油国，委内瑞拉投资环境的变化值得中国的海外投资者们关注。

       全球石油储量巨擘

与海湾地区老牌的“石油富国”相比，委内瑞拉晋升为世界最大的储油国是近十年内的事情，前总统查韦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查韦斯上台后，适逢国际油价的上升周期，为了能够运用“石油权力”杠杆来实施自己的内外政策，2005年查韦斯制定了为期25年的“石油播种计划”，并启动“玛格纳储量项目”(Magna Reserve Project)对奥里诺科盆地（Orinoco）石油带储量进行量化评估，评估的结果是将委内瑞拉探明储量提高了1000亿桶。

据美国能源情报署（EIA）数据，截至2014年底，委内瑞拉所探明的石油储量高达2980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7.5%，超过沙特的2660亿桶。但相比之下委内瑞拉石油生产能力却相形见绌，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数据，2014年委内瑞拉日产量为272万桶，占世界总产量3.3%，居世界第十位，远逊于沙特的1150万桶/日，在拉美地区也次于墨西哥的287万桶/日。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石油投资匮乏，基础设施不足，石油产能受到制约；二是由于委内瑞拉的石油是粘度较高的重油，对开采提炼工艺的要求较高，而委内瑞拉的炼油技术相对落后。

       实施石油收归国有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前，委内瑞拉的石油工业命脉一直把控在美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前后，委内瑞拉政府开始实施石油“国有化”政策，逐步将石油控制权收归国有，自此，“石油主权”观念开始主导委内瑞拉石油工业进程。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价格从不到3美元飙升至超过10美元，给委带来了巨额的石油收入，委内瑞拉第一次体会到“石油主权”的“经济溢价”。1974年民主行动党人佩雷斯当选总统后，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颁布“石油国有化法案”，成立了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1978年的伊朗革命触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再创新高，达到每桶32美元，委内瑞拉石油工业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到1980年，石油工业已经占到该国财政收入的70%和国民经济的近30%。尽管石油收入剧增，但石油利益始终掌握在少数政治权贵手中，民众生活并无实质性改善。由于治理不善，政府外债不断累积，贸易逆差和通货膨胀也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社会动荡和部分地区的军事叛乱。

20世纪80—9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改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开始将国有企业对外开放。然而，好景不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动荡，导致石油出口骤减，收入大幅下降。

2004年，借助新一轮的油价上涨周期，查韦斯政府见机对经济加大干预力度，并加速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2005年，查韦斯颁布针对外资的“新国有化”法令，该法令对外资极其苛刻，要求在能源行业中的外国公司与委国家石油公司合资共同经营，且委方占股不低于60%。此外，查韦斯政府还不断提高石油税费，高昂的税收大大降低了外国石油公司的收入利润，引发强烈不满，造成资本外逃。

       政治经济双重危机

       在查韦斯执政的13年期间，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较前期翻了一番多，经济增长也较为迅速，在减贫和缩小社会差距方面也有不俗表现。然而，委内瑞拉石油工业长期由国家首脑一人掌管，缺乏民主、科学的管理机制。委国家石油公司成为国家收入的“提款机”，石油收入大量用于社会项目，社会性开支“挤占”生产性开支，石油工业长期投资不足，发展水平滞后。同时，对石油行业的过度依赖，严重阻碍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使得经济结构发展单一，工业体系发展畸形。因而，在油价大幅下跌时，国民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暴露无遗。

      2014年年底以来，受到国际油价持续走低的影响，该国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社会动荡加剧，时局形势险峻。从经济层面看，汇率失控和恶性通胀导致经济几乎濒临绝境。在高通胀的影响下，居民购买力大幅缩水，生活必需品和药品匮乏，2015年GDP萎缩近10%。在政治层面，“反对党联盟”在去年12月的国会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马杜罗总统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不断遭受反对党的挑战。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政治僵局有可能诱发“政府更迭”危机，从而导致马杜罗政府提前下台。

      从近期看，黯淡的增长前景和日益萎缩的外汇储备使委内瑞拉的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目前，委内瑞拉债务总量为1200亿美元，今年应偿还到期债务约为70亿美元，到期时间集中在第四季度。因此，如果年底油价仍低迷，委内瑞拉的违约概率增大。虽然从主观上看马杜罗政府的违约意愿并不高，但从客观上看这种风险在逐步放大。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委内外矛盾的增多，由政党轮替而产生的调整或颠覆其对外能源合作政策的可能性始终难以排除。